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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二集《政治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坚决纠正在落实“两个维护”上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确保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部署、重大举措落到实处。

　　一个违规推动填海 一个对整改明拖暗顶

　　他们竟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私利

　　2017年7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点名批评并责令整改。然而直到2020年，经过先后三轮督察，凤凰岛二期项目整改工作却一直停滞不前。

　　调查发现，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舍不得放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个别人还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勾连，导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致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受到严重损害。

　　王勇，2008年至2014年任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凤凰岛二期项目是在他任内启动修建的。

　　童道驰，2018年至2021年任三亚市委书记，在他任期内，中央整改要求迟迟得不到落实。

　　凤凰岛是一个人工填海造岛项目，一期完成填海工程后，附近海岸线就明显出现了沙滩退化现象，三亚市政府曾请专家团队调研，发现是凤凰岛一期项目造成水流变化，导致岸线侵蚀。到凤凰岛二期立项讨论时，不少干部因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曾任三亚市市长王勇：海洋部门提过不同意见，分管的副市长也提过不同意见，但是我还是坚持，发展是业绩，保护也是业绩，但是发展是显绩，保护是潜绩，所以我还是力推把二期能够批下来。

　　王勇没有如实向海南省海洋部门通报凤凰岛一期造成的生态问题，致使二期项目海域使用权顺利获批；又授意三亚市规划局违规出具选址规划意见，让项目得以通过立项审批；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特事特办、加快推进，使得凤凰岛二期项目于2014年4月启动，2016年主体填海完成。

　　2018年，童道驰被任命为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正值中央要求对凤凰岛进行整改之际，但他不按要求执行经评估论证的包括拆除凤凰岛连廊在内的组合方案，而是擅自拿出了一个仅采用“三亚河口清淤、拓宽河口”措施的替代方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积极向上级争取不拆除连廊，要“保留凤凰岛的完整性”。

　　2019年下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到海南督察，童道驰授意有关部门紧急制定拆除凤凰岛连廊的工作方案，但只是拿来敷衍应付，并没有任何实质行动，同时授意继续申请实施替代方案。2019年12月，替代方案被省政府明确否定，童道驰仍然明拖暗顶，不作实质整改。

　　童道驰：凤凰岛这个事儿涉及违规填海，然后就是地产。企业的股东肯定想办法接近你，一旦放松一点点，这个利益集团侵蚀就非常厉害。

　　凤凰岛二期时间跨度长、投资金额大，整改拆除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去解决，也必然要触碰多方利益。作为市委书记，本应担当作为，童道驰却畏难情绪严重，想绕着困难走，不愿动真碰硬。

　　童道驰本来就打心底里不想整改，企业一拉拢腐蚀，更是彻底被私欲吞噬。结识相关企业股东之后，他迅速从接受对方安排的各种奢华享受，发展到进而收下贵重财物，到案发时，已累计收受相关股东两千多万元。

　　2020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再次点名批评凤凰岛项目“修复治理大打折扣”；2020年7月，生态环境部到凤凰岛调研督察，到这个时候，童道驰竟还在授意下属重点介绍替代方案。他的种种反常之举引起关注，2020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展开初核，11月1日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童道驰和王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先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1年10月法院宣判，王勇收受财物9047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2022年6月法院宣判，童道驰收受财物2.74亿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目前，凤凰岛二期项目全部拆除完成，环境修复工作也在展开。历经波折，这片碧海终于被还给了大自然，还给珊瑚和鱼群，留给子孙后代。

　　“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

　　受贿上亿落马官员忏悔

　　肖毅，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曾任江西省抚州市委书记。

　　肖毅在任期间将位于抚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九木集团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奉为抚州市“数字经济”产业的一张“名片”，对外宣扬它是搞“大数据”“云计算”的高新科技公司。然而，肖毅其实明知该企业真正从事的是虚拟货币计算生产业务，俗称“挖矿”。

　　“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并带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和电子垃圾生成，高耗能、高排放的同时，对解决就业、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度却很低。此外，虚拟货币也有可能成为一些非法交易逃避监管的工具，还有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然而，这样一家企业，却竟然得到了肖毅的包庇甚至力捧。

　　从2018年开始，国家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引导“挖矿”企业有序退出，之后进一步明令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肖毅对国家政策十分明了，却仍心怀侥幸，妄图瞒天过海，授意林庆星公司在有人来参观检查时，“表演”一些其他业务。

　　创世纪公司约有16万台“矿机”每天运行，从2017年到2020年，这一家公司的用电量就占到抚州全市用电总量的10%。为掩盖真实情况，肖毅授意有关部门虚构统计专报和调整用电分类。他还违规要求为该公司提供财政补贴，违规推动政府机关为该公司提供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达24亿余元人民币，帮助该公司在高新区新建了数据中心大楼。

　　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临川四梦”为代表作的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文化名人，抚州人形容自己的家乡是“一座有梦有戏的城市”。然而，肖毅主政抚州期间，做的却是自己虚幻的政绩梦，也因此才上演了支持“挖矿”企业的荒唐戏。而这样的戏，还不止这一出。

　　大乘汽车科技产业园是肖毅决策兴建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如今也是一片寂静，只剩下一名保安人员，看守着大量未完成的汽车。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晟：2017年上半年，肖毅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举债，盲目决策，投资30多亿元建成了相关的汽车产业园。但是因为他们生产的是传统的燃油车，本身品牌又没有什么竞争力，生产了几千台以后就停产了，造成投产即停产。

　　除了违纪问题，肖毅还被查出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工程承揽、项目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上亿元。2021年12月，其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1月，以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提起公诉，法庭将择期审理。

　　肖毅：我是抚州人民的罪人，我对不起抚州人民。组织上委派我到抚州去当市委书记，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脱贫，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因为我扭曲的政绩观，把自己所谓的“政绩”摆到了人民的利益之前，所以才会这么蛮干、乱干，导致这么重大的损失。我要向抚州人民忏悔。

　　两个县级“一把手”互相关照对方弟弟

　　结成利益网开启长期“合作

　　甘肃省镇原县属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是甘肃省最后一个脱贫的县。曾在这里多年担任“一把手”的李崇暄，2021年3月被甘肃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李崇暄，从2009年到2020年历任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县长、县委书记。他上任后主抓的首个重大工程，是新建镇原第二中学，这也成了他首个收受巨额贿赂的项目。请托他的人是另一个县级“一把手”，华池县县长张万福，他也于2017年被查处。

　　甘肃省镇原县委原书记李崇暄：张万福是镇原人，我正好到镇原当了县长，他到华池当县长，明确提出来要关照他弟弟进一步发展，然后说了一些具体的县里大的工程。

　　和李崇暄打过招呼后，张万福的弟弟很快就带着一个水果包装箱登门拜访李崇暄，里面不是水果，而是一百万元现金。

　　镇原二中项目仅仅是个开端，事实上，李崇暄和张万福商定了一个长远“合作”计划。李崇暄也有个弟弟，名叫李崇刚，也向哥哥提出想做点工程。于是李崇暄兄弟和张万福兄弟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利益网，两个“一把手”在各自辖区内相互“关照”，帮对方的弟弟承揽工程。双方你来我往，通过“异地交换”避人耳目。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县“一把手”互相照顾对方弟弟的事情，不久就传了出去，释放出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2009年到2013年是李崇暄收受贿赂的高峰期，当时镇原县河道治理、水利建设、安居工程、汽车客运站、城乡道路等多个政府投资类项目中，他都打招呼、下指令，强行干预，使得正常决策和招投标程序被架空。

　　2009年到2013年，李崇暄在全县强行连片推进苹果栽植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迫使农民铲除小麦青苗改种苹果。轰轰烈烈大规模栽种后，没有后续跟踪管理和技术扶持，农户遭遇病虫害、技术不足、水源缺乏等种种困难，致使全县投资一千多万元栽下的八万多亩苹果树，砍的砍、烧的烧，如今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位于开边镇的农业示范园区，是另一个失败的“政绩工程”。2012年，李崇暄拍板选址在这里兴建这一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方便上级领导检查。

　　在建设标准上，李崇暄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在公路沿线流转土地500亩，投入财政资金近1000万元，新建两百多座温室和钢架大棚。结果建成后，很少有人来承包经营，只能强压给镇政府和村委会接手维持，供上级检查。到如今，园区蒿草丛生，大部分设施破败闲置，好好的土地长年荒废，让当地农户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把手”一旦蜕变成为“一霸手”，必然导致滥用权力，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这已经被无数案例反复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把手”监督仍然是监督工作的难点，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把它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强化责任追究，持续释放有责必问、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涉及党和国家的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十四亿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而全体党员也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每个人的工作与奋斗，共同创造中国更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